郑敏诗歌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

（3）中国诗歌的传播渠道非常有限：中国当代诗歌的译介得到了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翻译家、汉学家、批评家的极大推动，尤其是西方汉学家、华裔学者或诗人的个人译介与研究，但这主要是某个人的单打独斗或几个人的合作成果，在编选翻译诗歌时，译者往往根据个人的趣味进行零散的译介，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无法呈现诗人的全貌。毕竟翻译与研究当代诗歌的工作显得繁琐而艰难，何况诗歌翻译中存在着“不可译”的现象，对译者的中英文水平的要求极高，因此，比起小说或其他吸引眼球的通俗文学作品，现代诗歌的翻译与传播效果往往滞后，不太容易获得商业效应与读者追捧，只能成为小范围的专业研究或诗歌爱好者的自娱自乐。
综上所述，相对于现代小说，中国现代诗歌翻译的规模与质量仍处于弱势，缺少高效的公共平台与传播机构、文学翻译团队以及专业出版社的鼎力支持，缺乏对对象国接受者的考量，中文诗歌译者的人才培养更是薄弱。这必然影响中国诗歌的翻译水准、传播范围、传播深度与接受效果。为了改进这种现状，本文从自我传播、他者传播、机构传播与读者传播等几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提升作家的外语水平与国际交流能力：自我形象与自我传播往往是作家获得某种声誉的最佳途径之一。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Kubin）一直在倡导，如果中国当代作家能够较好地掌握一门外语，就可以克服语言障碍，直接与国际作家、学者、译者和读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谈与深入交流，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作品翻译的质量与准确性。像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叶维廉、也斯、钟玲等诗人同时也是翻译家，精通一门以上的外语；穆旦甚至用英语改写或翻译了自己的诗歌；有些当代诗人也尝试在用双语写作或通过翻译外国诗歌提升自己的世界视野，如北岛、王家新、北塔等，他们都为中国当代诗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2）发挥文学译者与学者、批评家的作用：汉学家和中国译者双方可以携手合作，取长补短；专家学者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作家的声誉与地位，发掘年轻作家的潜在价值，加大对诗歌译者的资助（相对于小说而言），建立中西学识深厚的翻译队伍，提升中文诗歌翻译的力度与广度。与此同时，文学史家对现代诗歌的阐释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反思历史，展望未来，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搜集中国新诗对外关系的史料；总结与推广对外传播关系原理方法；深入考察新诗对外关系个案研究；梳理中国新诗对外传播史；考察中国新诗在域外的传播及影响。”事实上，诗歌翻译家、批评家、专业研究者对于诗人的定位、诗歌的阐释与评价往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如比较文学家达姆罗什（DavidDamrosch）提出的，翻译文学正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译者与学者们兢兢业业的翻译与研究工作，中国现代诗歌如何可能入选世界文学经典文集，争取文学话语权，并获得一席之位？在一个世界文学走向繁荣的时代，这需要我们做出相应的文学传播对策。
（3）搭建中外翻译的合作与推广平台：不同于传统诗歌译者的单打独斗或个人趣味，在全球化资讯发达的当代，机构性之间的合作成为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翻译界、学术界、出版界与作者之间可以联合成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推广平台”，形成一个相对客观的可持续性的评选机制与出版渠道，采取国内外译者、出版机构多方携手的合作形式，设立固定的出版基金，在网络上进行多语种的文学翻译项目，通过发行的多语种文学杂志、报刊、网络平台、诗人奖、朗诵会等进行中国文学的连续性译介，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推广。
（4）建立作者、学者与读者的交流机制：文学史家、书评家、杂志报刊、出版社与图书市场的推动对于作家的传播非常重要，这有助于增强中国当代作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学期刊在海外的曝光率和传播力度。我们可以建立便捷的交流机构，鼓励当代作家受聘于大学机构，例如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国际写作中心”（InternationalWritingCenter，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担任该中心的主席、主任，每年邀请代表作家驻校，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学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翻译家、汉学家与学者开展主题对话与研讨、讲学或授课；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打造文学教育、作家培养基地）；鼓励作家参加国际诗歌节和国际书展（签名售书、现场诗歌朗诵、多媒介影像、纪录片、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诗歌节”“读书节”）；在书店、文学馆、图书馆、茶馆、酒吧等地方设立“诗人之角”，培养良性循环的作者—学者—读者互动群体，通过大众或普通读书人的自发参与和积极呼应，自然而然地扩大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内外传播效果。简而言之，让诗歌热、读书热、文艺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部分，让“诗与远方”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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