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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作者吴思敬)

管理员2022-02-23【丧葬文化】人已围观

1月3日清晨,当郑敏先生的女弟子章燕,通知我郑敏先生仙逝的消息,我瞬时惊呆了。郑敏尽管已是百岁老人,但我印象中她只是年老,而没有大病,以她的身体状态,肯定还能再挺几年。但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
郑敏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从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在冯至先生引领下写出第一首诗,直到21世纪初,她从事诗歌写作70余年,真可谓是中国诗坛的一株历经风霜雨雪依然丰茂挺立的世纪之树。
在上世纪90年代,郑敏写下了《我的爱丽丝》一文,将自己数十年来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这是20世纪一位富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旅行。尽管几十年来历经各种挫折、坎坷与磨难,但不论是在贫穷、战争,还是在浊流、浩劫面前,对于郑敏而言,诗歌就是她内心深处、深埋在无意识中的那个小女孩——爱丽丝,宁静、安谧,任凭风霜雨雪都不能伤害到她。
心中的爱丽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郑敏的诗歌之路。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进入哲学系。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其中有两位老师对她的人生与创作道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位老师一位是她的德语老师冯至,1942年当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诗呈送给冯至先生的时候,冯至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条很寂寞的路。”这句话让郑敏对未来的命运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从此她以寂寞的心境迎来诗坛的花开与花落,度过了生命中漫长的有诗与无诗的日子。另一位老师是哲学家冯友兰。郑敏听过冯友兰先生讲“人生哲学”课。冯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郑敏在西南联大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后,她体会到:“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界限,与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点。”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人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还在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进入新世纪后,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
正是这双有力的手
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
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
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
最后的诞生
……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
应当说,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就显示了她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以同属于九叶诗派的女诗人陈敬容为例,陈敬容的诗是忧郁的少女的歌吟,郑敏则是静夜的祈祷者。以同是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杜运燮为例,郑敏的诗中没有入缅作战的《草鞋兵》的坚韧,也没有“滇缅公路”上的硝烟与灰尘,更没有在野人山的白骨堆上飘荡的“森林之魅”。但是郑敏有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沉思与人文的气质。用郑敏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纬,这是郑敏得自冯至的真传,亦是理解郑敏诗歌的切入点。
如果说“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作为诗歌的经纬”,标志着郑敏诗歌的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那么“使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则代表了郑敏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范。郑敏的诗歌具有一种里尔克式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在郑敏的诗中不时会有着光洁的雕塑般质感的意象出现。在前期的代表性诗作《金黄的稻束》中,她提炼出一个现代诗歌史上的经典意象——“金黄的稻束”。诗人把站在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为有着“皱了的美丽的脸”的“疲倦的母亲”的雕像,很自然地就把金黄的稻束与博大的母爱联系起来。进而诗人又用“收获日的满月”为这座雕像抹上了光辉,用暮色里的“远山”为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终伴随着雕像的是“静默”,正是在静默中,在对历史的回溯中,让人感到了母爱的博大与深厚。在当代女性诗人中,郑敏突破了女性写作仅仅关心消解男权、解除性禁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的层次,在默想与沉思中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郑敏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家,这在现代女诗人中尤为难得。对郑敏来说,对诗歌理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是高校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她人生的需要。在郑敏看来,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探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她的诗歌有浓郁的哲学底蕴,她的论文又不同于普通的哲学著述,有明显的诗化色彩。郑敏的诗歌理论著作,偏重内心沉思,凝结着她丰富的诗歌创作实践,贯穿着对宇宙、自然和人的哲学思考,力图把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是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郑敏的诗学思想十分丰富,就对国内诗歌理论界影响最大的几点而言,主要包括对诗歌创作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对诗歌内在结构的研究、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关注与诗歌语言问题的探讨、对新诗应当继承古代诗歌优秀传统的思考等。作为有70余年创作经历的老诗人,作为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有充分了解的学者,郑敏提出的命题都是经过她认真思考的。她对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断裂由衷地痛惜,她对当前新诗创作状态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体现了她对中国新诗的深厚情感与生命深处的渴盼。她由接受冯至的启蒙和现代主义的洗礼开始新诗的写作,到经由后现代主义向古典诗学传统的回归,这随着20世纪文化思潮划出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运行轨迹,本身就能给人们以足够的启示。
郑敏先生是我的长辈,从年龄上说,她只比我的母亲小两岁。我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便认识了郑敏先生。她的慈祥、敏锐与渊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带研究生访问郑敏先生。听她讲诗,讲述她的人生经历,在谈完正题后,她又会和我们谈起诗坛,谈起社会,谈起教育,谈起全球生态环境,无怪乎她的家人称她是“忧国、忧民、忧地球”了。郑敏,这位生命力超常旺盛的诗人,创造的信念就像太阳那样明亮,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她那颗不老的诗心总会应合着时代跳动着,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期许。
如今这位百岁长寿的诗人仙逝了,但她生命的奇迹,她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的创造激情,她为我们留下的光彩的诗篇和诗论,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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