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妈妈之——衣服的故事

　　做妈妈的关心子女的吃喝冷暖，当然是天经地义、十分自然的;做子女的往往也司空见惯、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父母的关爱。但在我的记忆中有两件事，让我实难忘怀。

　　我从老家来到合肥，正处困难时期，我又在长个子，衣服略显单薄。妈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化钱买来毛线给我织了一件毛衣，我穿在身上，暖在心里。一件毛衣现在看来确实不算什么，但是，要知道那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别说小孩子穿不上毛衣，就连成年人能穿上的也不多。

　　我喜欢看豫剧，有一出“鞭打芦花”的戏，说的是古代二十四孝中的闵子骞，在风雪天与同父异母的二弟英哥一起随父亲去东庄亲友家相会，因忍受不了寒冷，向父亲提出改日再去。父亲以为闵子骞学不勤、志不坚、怕艰苦、畏风寒，不愿去，一怒之下挥起马鞭朝闵子骞打去，鞭子落处，只见芦花纷纷从闵子骞身上飘出，原来闵子骞穿的衣服里仅絮填了一层薄薄的芦苇花，父亲再拉过英哥一看，英哥穿的却是厚厚的蚕丝棉袄，这才明白是妻子李氏偏心，宠爱亲生，虐待子骞，于是回府责问李氏并写下休书，闵子骞为后母求情：难忘后母十多年的养育之恩，恳求父亲收回成命，不要使两个弟弟也成无娘的孩子，“宁愿自己一人苦，莫叫三子寒”。李氏大受感动，跪地盟誓：从此后待子骞亲生一般。每当看到此处，想想别人，比比自己，同是后母，同是穿衣，遭遇却大不相同，此情此景，都会令我感慨万千，热泪盈眶……

　　1966年“5.16通知”以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接着红卫兵开始“破四旧”、“造反”、“大串联”、“揪斗当权派”等等;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那时能够穿着父辈的军装着实是一些军人和干部子女的荣耀和骄傲。不久，崇尚穿黄军装的风气迅速向全国蔓延;能有一身黄军装是每个红卫兵都梦寐以求的。不少人实在求之不得，就请裁缝去做，做不了衣服，那怕做顶黄帽子也行。一时间，黄军装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区别革命、不革命、被革命的标志，是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父亲转业前是海军，军装都是白色或蓝色的，只有授衔时发的武装带(俗称“老修带”)还能派上用场。好在爷爷从叔叔那里曾经带回一些军衣，(叔叔仍然在部队工作)但都穿过多年，有些破旧了。妈妈看到我成天穿着旧军衣，舍不得换，就明白了我的心思。恰好那时有一批转业干部分配到妈妈单位工作，妈妈便有意接近他们，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向他们提出，儿子想要一件军衣，问他们有没有多余的;一位叔叔挑了件新军装送给了妈妈，妈妈给他钱他也不要，妈妈说你不收钱我就不能要，还是给了他十五元钱。(这在当时也不算小数)我拿到新军装后欣喜万分，穿上新军装，扎上“老修带”，戴上红卫兵袖章，美美的照了一张像。后来，我就穿着它北上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着又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至西安，开始了革命的大串联…...直至1968年我参军入伍，穿上了部队发放的新军装。

　　妈妈虽然不在了，但她给我的关爱却在我心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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