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诗人郑敏心灵肖像

德里达认为，语言之源恰恰在于形成差异的力量、产生差异的活动和差异本身，语言的本质恰恰是意义不确定也不稳定，也就是一直被西方人轻视的“书写”。口语和书写的等级关系，在德里达看来，代表着西方哲学范畴的普遍特点——一元为中心，居于主导地位，另一元在逻辑上和价值上处于低级地位，受前者支配和压抑；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元权威中心、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建筑在此地基上。而解构主义立场则与形而上学相对：时空、万物永远处于“书写”也就是无形的、不可见却无时无处不在的差异衍生运动中，一切中心蕴含着擦抹中心的力量。
解构主义虽然是20世纪的新事物，其观念原型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只不过西方哲学对“存在”的信念和兴趣压倒一切，终使形而上学成为西方哲学主导体系。
德里达对索绪尔语言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史的革命性解读，催生了解构主义学说。解构思想随后扩散渗透至西方各人文学科，再启发和衍生出多种改变世界的新理论，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但在80年代，形而上学权威尚存，解构主义破旧布新之力虽然初显，仍然是一种新鲜前卫的思想，即使在欧美，也有相当数量的人文学者不能予以正视。论年齿，郑敏先生比德里达还年长10岁。她年轻时所取法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潮高扬“客观性”“智性”“非个人化”旗帜，何尝不是崇拜超验一元价值的形而上学论调？然而，年过65岁的她以惊人的敏锐领会了解构思想的学术意义和潜在价值，毫无困难地完成了知识、观念和自我意识的更新。从80年代后期开始，她陆续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将解构理论引入对当下中国新诗写作、文学批评、文化传统等现实问题的讨论，成为解构主义中国之旅的开拓者。

五
文学生涯里，郑敏先生体会最深的，恐怕就是拘泥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模式对新诗创作和批评的禁锢与伤害。改革开放前，把革命和艺术看作二元对立价值的文艺批评模式是一个例证，它导致许多优秀文学作品被简化、扭曲解读，最终被打入冷宫，也导致创作领域假大空盛行。改革开放以后，文坛兴起的反崇高潮流也是一个例证。虽然后者源起于反思历史、矫正僵化虚假文风的愿望，但它试图将崇高/卑微、高雅/低俗二元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实际上不过是逆反心态的呈现。此外，9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化写作、学院派/民间派纷争迭起，新诗各流派的“创新”宣言无不力求与某个想象的“落后”标靶划清界限，以示先锋，在郑敏先生看来，这里的写作心态仍然失之盲目，对文学创造力有害而无益。为此，她发表了《今天新诗应当追求什么？》《中国新诗八十年反思》《时代与诗歌创作》等一系列文章，表明她对文坛现状的关切，进而阐述她的解构主义创作主张：主观/客观、个人/群体、宏大题材/个人独白、灵/肉、雅/俗并不是你死我活、东风压倒西风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在作品中相互交融相互转化；切断二者的联系和对话，择其一而敌视另一端，必使诗人目光短浅心胸狭隘，使诗歌丧失品质。
许多历史上遭遇过不公和冤屈的文学知识分子，在平反后很容易投奔文学意识形态的另一极——既然极左是错误的，那么越往右自然越正确；既然抹杀个人感性世界是错误的，那么，私人经验乃至感官感受自然高于一切，代表文学的天命。郑敏先生却始终保持冷静，不为逆向的情绪所动，坚持强调“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她在文章中指出，过去，整齐划一的宏大主题要求和创作形式规范抹杀个性、压制想象，固然对文学创作造成了致命打击，但是，反过来，倘若以小小的个人天地为唯一创作核心，作品也不可避免会流于平庸和狭窄，因为“两种相反的错误相互轮替并不能产生一个正确的至理”。
改变二元对抗思维，当然不仅仅是文学创作亟待解决的任务。郑敏先生铭记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再三撰文呼吁教育界和文化界突破新文化/旧文化、先进/落后等二元刻板认知，把中国人文教育和文化建设引向健康道路。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郑敏先生迅速觉察到伴随着欧美强势地位的“全球一体化”对于地球多元生态的侵蚀和压制。在她周边，她发现：
在几代中青年国民和文化精英中间，“传统”二字已意味着保守落后，传统文化在集体潜意识中等同于现代化的对立面。一种隐在的民族文化自卑感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正随着现代化的追求在中青年中悄悄地蔓延着。（《全球化与文化传统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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