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诗人郑敏心灵肖像

“大跃进”时期，郑敏被下放到山西临汾农村，由于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四清”运动，她再到山西农村插队，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一年。接着文革，历史清查和开会批斗从天而降，她不得不将所有诗集付之一炬，不再谈诗，直到浩劫结束。也就是说，即使不算个人遭受的委屈和创伤，从30多岁到50多岁，至少20年韶华在风云变幻中流逝。诗歌没有生命，不会为世道无常而痛苦，那么诗人呢，是否恼恨时光虚掷，为远离诗歌而遗憾？
郑先生的冷静和超然在诗歌内外始终保持一致。她说，这20年对于她是拿什么都换不来的人生经验。倘若不是下乡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她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不会知道中国有那么贫困的地方，不会了解如此贫穷的人们离文化知识多么遥远、过着怎样的生活。与中国农民的忍辱负重相比，她所经历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困苦算不了什么。而且，这段农村经历，让她从此忘不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守卫和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因此，即使是在那个年代，她也总能站在自我之外透视世相、积累思辨而不坠于悲观绝望。
“真正的诗人总是把自己的心裸露给历史的风暴”，这是郑先生一片赤诚的人生感想。她深信，唯有切肤的体验才能让她深刻地了解这个国家。她的无悔是真实的。
正因为关切民族历史和民族利益甚于一己境遇，郑敏先生得以在痛苦中浇灌希望，能够从哲学层面——二元认知论——来理解九叶诗派的历史命运。也正因为痴迷于新的思考和求索，郑敏先生无暇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伤痕文学群体哀哭过往，相反，她犹如青春重返，飞奔向前，热情拥抱新生活，投入新创作。
1979年，郑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开设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课程，同年发表《有你在我身边——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她的第二次文学生命正式开启。
三
郑敏先生十分喜欢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歌与哲学是近邻”，因为这句话恰当描述了她的心灵旅程。她一生在文学和哲学之间自由徜徉，得到了双向滋养。
郑敏在西南联大主修西方哲学，而她1948年前往美国常青藤盟校布朗大学继续学业时，又将研究转回西方文学领域，以论文《约翰·多恩的爱情诗》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1985年，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叶维廉邀请郑敏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用英文讲授中国现代诗歌。这是郑敏自1955年留学归国后头回访美。
30年，旧日的学生已成长为教授，曾经的青年已两鬓染霜，可她对世界的好奇并未衰减半分。讲学之余，她抓紧一切时间收集浏览60年代以后的英美诗歌，勤奋研读正值黄金收获期的当代欧美文学理论。
有没有一种学理可以说清楚二元思维模式的起因，解除它带来的禁锢，把我们对于诗歌艺术的认识、对于文化兴衰的思考引向更深处？——这是郑敏先生从半生坎坷中萌发的困惑，也是她回到诗坛和大学讲坛后一直尝试求解的学术问题。或许是偶然，也可以说是有心追问的必然结果，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论著适时出现，照亮了她的思考，解开了她长久的迷惑。那一刻仿佛她在诗里所写：
一只手点燃一盏灯黑暗缩向角落……（《灯》）

应邀在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朗诵自己的作品
四
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经验的符号，书写是口语的符号。”西方人自古相信，人类用声音命名世间万物，然后发明书写符号把声音记录下来，因此，声音比书写离真实更近。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信仰，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又给予了补充和巩固。依据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上帝一言创世，神言是宇宙的绝对开端。既然神言是神圣真理的载体，那么，书写模仿声音，离真理远一层，自然低一等。
到了20世纪初，法国语言学家索绪尔发现，语音和语义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并不是什么共同本质或真理属性使两者一一对应、相互绑定；真相仅仅是任一语音都与别不同，任一语义也与别不同，两者任意搭配，约定俗成。也就是说，语言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系统，其功能由符号内部以及符号之间的差异结构所决定，它并非神创，也不随人的主观意志转移。
60年代，德里达却指出，完整封闭的符号结构并不成立，语言也并不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符号系统，因为语音和语义之间所谓确定的一对一关系只存在于假想之中，语音一旦发出，就会不断自我分解，衍生差异，将意义向后推延。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中的差异是静态不变的，所以意义如同实体，确定无疑；德里达则提出，差异在时间中生生不息，在空间里不断扩散，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变化不息、永不钉死，语言才成其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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