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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爸爸(六)、(七)

管理员2020-02-01【丧葬文化】人已围观

  (六)

  ——张放

  1972年底,在与我们分居十六年后,老爸终于调到了成都,在四川省川剧院乐队任演奏员。当时重庆歌舞剧团里夫妻分居的人还有几对,有一个乐队的同事,老婆就在成都附近工作,每年到成都探亲,都是与老爸约好一起来回,关系也很好。但他见老爸先于他调回成都,很是不服,也忘了多年的友情,在单位院子里大骂:狗日的右派都要照顾,老子工作几十年了就没人管。老爸也没与他计较,说他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的,右派分居多年也就算了,人家正常人也分居两地,骂就让他骂吧。不过那人也不用脑想想,工作调动的关键是看接收单位,你骂放人的单位,有用吗?

  回到成都,还能干本行,老爸的工作热情极为高涨。埋头做人的习惯和脏活累活抢着干、任劳任怨的风格,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爱戴。就连那些川剧老艺人也对他这个川剧门外汉尊敬有加。老艺人们虽然解放后成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但在解放前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他们常常为了混口饭吃,不得不在别人家办丧事时去“打围鼓”,就是几个川剧演员加上乐队的吹鼓手们在办丧事现场架上锣鼓,通宵达旦的演唱川剧折子戏。新中国后,“打围鼓”这种事,一般都是社会上那些没能进入专业团体的人在做,正规剧团的人,因为怕跌分儿很少去做了。但老爸曾给我说过,川剧院的老艺人们对他说:张老师,你这么好的人如果百年之后,我们一定要自发来给你“打围鼓”!老爸对他们说,谢谢大家的好意,我百年之后,一切从简,什么仪式都不要。(这也是老爸平生唯一的一次谈到自己的后事,也是我们在老爸去世后不操办的依据)

  老爸的热情正直的品格,无意中还促成了一桩美满的婚姻。川剧院乐队有位同事因病去世,留下妻子王姐与一双儿女。孤儿寡母的,日子比较难。老爸在文革中为了助人为乐,学会了理发手艺,我们家还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每天下班回家,吃完晚饭,老爸就拿上工具到楼下帮人理发,省歌院子里的男女老少,可以说除了那些要去谈恋爱必须要吹拿波头的人外,几乎人人他都给理过发。王姐那一双儿女的头发,自然也是老爸去帮着打理,单位上发给子女的补助,也是老爸帮领下来给她们送去。后来理发等服务工作还扩大到王姐她们那个居民院,那里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都知道他是一个热心人。我们一家也到王姐家去吃过好多次饭。王姐做的脆臊面,肉臊子炸得很干,很香,从此我们家的肉臊子也炸得很干;王姐炒的炝莲白,把干海椒和花椒炸糊后,再把莲白倒下锅去不能翻,等十几秒钟后再翻,炝辣味就更浓。

  王姐从小就读川剧学校,对政治不关心,虽弄不清楚反右是怎么回事,但她却从老爸的言行和为人得出结论:“右派,就是像张老师那样有文化的好人!”

  王姐后来改行在人民电影院工作。有一年电影院要修缮,请了一帮修缮队的人。那时修缮队的人,大都属于有历史问题的“社会渣滓”,且年龄偏大。其中有一人只有三十多岁,沉默寡言,爬高探低的危险活路都是他去干,还说的是一口普通话。王姐一打听,那人是个右派,姓恽,北方交大的高材生,读书时期就被打成学生右派,一个北京人被发配到四川凉山煤矿劳改了十几年,后因病被释放,但无法回北京,只得流落到成都,靠在修缮队打打临工糊口,十分艰辛。王姐主动接近和关心他,令危难中的恽哥极为感动,但每当想到自己的身份,又不敢接受她。同事们劝王姐,那人既是右派,还是劳改犯,还是临时工,要啥没啥,你疯啦?王姐坚信:“张老师那样的好人都是右派,这人,坏不到哪儿去!”,顶住压力与他继续来往。记得王姐第一次给我们谈到他时,脸上洋溢出的幸福表情:“他姓恽,革命先烈恽代英的恽!”

  后来右派改正后,恽哥被北方交大落实政策,招回学校工作,安顿好后要与王姐完婚。家人开始坚决反对,你年龄也不是太大,又是大学教师,现在正是知识分子最吃香的时候,为何非得找个二婚且还带着一双儿女的人?

  当家人们知道了王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顶着压力给他关爱,就派他大姐来成都现场考察。考察结果,全家人都赞同这桩婚事。后来王姐也调到了北方交大工作,儿女也在北京读书工作了。王姐与恽哥回成都都要来我们家,王姐每次都要说,是张老师的为人,让他她相信恽哥也应该是好人。

  (七)

  1979年,被摧残了二十二年的右派们终于盼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

  当人事部门通知老爸并把档案中有关右派问题的材料取出来交给他销毁时,他把《处理决定》带了回来。看着这张给我们全家带来巨大灾难的纸片,一家人哭笑不得。这么严肃的决定,竟然写得如同儿戏,在处理结果中居然写的是:“工资从六十八元降为二十几元,安排低一些的工作”。“二十几元”到底是二十几元?是二十一元还是二十九元没说清楚,财务科自己去理解。好在财务人员同情老爸,理解的是二十八元,这是二十几元这个档次中最高的级别;什么是“低一些的工作”?人事科自己去理解,理解的结果是-----送去劳改!

  从中共建党以来的几十年历史来看,大小小的冤案以百万计,所有的冤案在日后昭雪时,均称为“平反”,唯有右派问题被称为“改正”。二者的区别在于:“平反”是说明彻底错了,而“改正”是说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为了证明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居然在“改正”的时候,全国几十万右派分子全都被列为扩大化的范围了,只留下一个“最反动”的人不予改正,以此证明反右运动中打了几十万的右派“总还是打对了一个人”!其他的都是“扩大化”的,忽略不计。据说那位被“打对了的”人,有关部门给他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为了领袖的威信你就委曲一下吧,不要纠缠历史,要团结一心向前看,除了在政治名义上不改正外,其它的待遇要啥给啥!而另外几十万在政治上被改正了的右派,其它的却要啥没啥。这些“改正右派”们,开始并不知到“改正”与“平反”有何区别,后来清楚了:平反的人,如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资派都恢复原职务,原工资,并全部补发了被扣的工资。而改正的右派,二十多年的变迁,原职务没了,原工资恢复后也比同时期参加工作的人低,唯一希望的,就是补发被扣的工资。在那个“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的时代,很多右派家庭,怀着因祸得福的心情盘算着,二十多年的工资补发下来,也能算上个零点几万元户吧?我们家也算了算,二十多年的克扣工资,补发下来应有七千多元!1979年的七千多元是什么概念呢?1980年,母亲把我的工资每月存二十多元,经过三年的时间,零存整取,最后达到一千元。就是用这一千元,我取了媳妇还到北京去旅游了一趟!

  但组织上没说这事了,工资补还是不补,中央没个明确的说法。这一拖,竟然又拖了三十多年!这是我们在右派改正问题上,做得最不光彩的地方,虽然现在那数目的钱,早已不值钱了,但无视被冤枉人的权益,拖得来人去账了,有损于“伟大、光荣、正确”的称号。前段时间看到一折报道,德国政府因二战时期强行无偿征用劳工,侵害了公民权益,现决定予以国家赔偿!对于大半个世纪以前,前N任政府所做的错事,现政府能去纠正,实在令人钦佩!德国政府的全称是什么不知道,但肯定不叫“人民政府”,也肯定不代表最广大德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比之下,我们做得不地道。当年杨伯父在说到国家不敢正视工资补发这一问题时,用他那标准的普通话口音说的一句地道的成都土话:“补还是不补,你得给个说法啊,现在到好,他给你猫起!”

  我知道成都还有很多幸存的老右,常聚在一起,为自己低微的退休金而发愁,为自己遭受的迫害而不平。但他们已没有了当年为真理而勇往直前的精神、为名誉而坚持不懈的体能,时光把他们这一群坚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文化人,熬成了仰望青天盼救星的弱势群体。

  唯一被称为救星的人,正是冤案的制造者,不可能是被盼望者。在我映像中,建国以来他只做了两件事:一、化敌为友,二、化友为敌。在国际,他把最仇视共产主义的美国化为了朋友,把共产主义老大哥苏联化为了敌人。在国内,他把战犯请到国宴喝酒,把战友打进地狱蒸发。

  另一位准救星总设计师,当年虽不是反右的决策者,却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能把自己的错误改正了,已属拥有相当大的理论勇气,况且他的主要任务还是怎样解决锅里的事,碗里的事,顾不过来。

  再后来的领导人,因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几十万右派与十三亿人相比,只是极少数,无暇去代表。

  虽同一班子里有洪武皇帝的后人,官至一品,在就职演说上一段“敢趟地雷阵”的慷慨激昂的讲演,让老右们以为终于有一个当大官的难友可以帮他们说话了。没想到此君高风亮节,始终没能为蒙冤几十年的右派难友们说过一句好话,解决过一个他们盼望解决的问题。在广大右派们翘首以待的日子里,老爸却异常的冷静,他以一个“改正右派”对另一个“改正右派”平等对话的心理,评价了那位一品大员:他上台后做了四件事:一、把国家几十年来用高积累、低福利政策聚积的巨额财富,以改制的名义一夜之间就被原企业领导们瓜分,造成大量的国企工人下岗;二、把中华民族三千年来世代传承的教育事业产业化,教书育人沦落为讲课挣钱!三、把救死扶伤的天使变为“打开肚皮要红包”的魔鬼,在改革开放前那么落后的国家经济条件下,百姓都没有为看病难而发愁,现如今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子民,反而谈医色变;四、捧红了港记吴小莉。不知道这一评价,让那位前一品大员本人如何感受,反正我是如实记录。如果觉得委曲的话,借用赵本山同志的台词:“要不,让她姥爷亲自来给你说说?”,我也只能模仿一句:“要不,让我老爸亲自来给你说说?”(几十年来养成的“不准乱说乱动”,老爸不敢去说别的领导,只能说说右派分子自己,也算“严于解剖自己”了,总不至于再一次被追认为右派吧?)

  再后来的领导人,又教导大家要有“发展观”,历史问题,不属发展范畴。

  现在的领导人,给了国人一个“中国梦”。对于风烛残年、油尽灯枯的老右们,他们的“中国梦”就是能象从来不说自己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德国政府那样,给他们一个“国家赔偿”。

  这个梦能不能实现不知道,在我老爸看来,我们国家哪一天能够真正杜绝“因言获罪”,国人不说奉承话,上下不干阿谀事,真中国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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