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农村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分析

　　【民俗学人类学】

　　摘要仪式研究是人类学一直以来关注的重要问题。丧葬仪式是人生重要的过渡仪式。

　　本文以胶东S 村的丧葬仪式为例，从仪式过程的细节着眼，分析其中的象征意义和象征功能。从丧葬仪式传统的延续和变体中，也可以看到当地社会、文化变迁的痕迹以及当地人观念变化的轨迹。

　　关键词

　　丧葬仪式;象征;功能

　　中图分类号K8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25(2010)05-0131-05收稿日期2010-05-14

　　作者简介马惠娟(1969-)，女，山东招远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族群及文化变迁研究。

　　胶东农村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分析

　　马惠娟

　　(南京大学人类学所，江苏南京210093)

　　2010年9月第5期

　　September.2010

　　No.5

　　文化学刊

　　Culture Journal

　　生老病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每个人都不能逃脱又都无从知晓生命尽头的结局。

　　死亡使生命变得神秘，即便对无所不能的现代人来说也是如此。从古至今，人们关于死亡的思索从未停止，丧葬仪式正由此变得神圣。

　　仪式与象征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对仪式的分析已经延展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全球化浪潮已消除了大量文化差异，不同族群文化间对人生过渡仪式的观念和操演仍值得人类学者深入探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生礼仪的关注，不仅仅是满足记录奇风异俗的好奇，更应被当做文化研究的钥匙来理解。

　　标志着生命完结的丧葬仪式毫无疑问是一项重要的人生礼仪。丧葬仪式要靠集体来完成，个体的死亡要在集体仪式中才能产生意义。“一个民族关于死亡的礼仪与习俗是其社会生活和整体文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我们民族民间的丧葬

　　礼俗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保守性的部分之

　　一。”[1]

　　尽管丧葬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在胶东半

　　岛的S 村，

　　丧葬仪式还保持着繁杂的程序。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仍然有着超过9亿的农村人口。现今农村的丧葬仪式，一方面反映着“最具保守性”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也影射着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本文的田野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参加的几次葬礼。

　　一、丧葬仪式的象征分析

　　(一)关于传统的象征性调适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守孝三年”。现在，“三年”的概念依然存在，但形式上被简化了。大部分守孝相关的规矩被压缩：老人死后“五七”，即四十九天之内，属重孝期，儿孙戴孝箍、着素服、不理发;一年之内过年不串门，不参加喜庆之事。延续三年的标志性事物是门口的对联：老人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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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当天就要在门口的对联上各贴一张黄色烧纸以示象征。此后三年内，老人及其儿孙家春节时不能贴红对联。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以紫色为底的对联，专为此特殊时期准备，处于守丧期的人家过年时或者不贴对联，或者贴这种特制的紫对联。安家在外的儿孙，居丧三年间的春节仍需回老房子过，三年期满可选择在外过年——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老人魂魄仍离家不远，儿孙应继续陪伴老人过年;笔者认为这也可以说是对三年守孝的一种变通。

　　老人死后需要在家停尸三天，这三天中来自各地的亲友前往灵前拜祭，按部就班地进行各项仪式。儿女们除了在这些仪式进行时走出家门，其余时间必须全部在老人身旁守灵。守灵的三天时间里，女人们哭号的声音不绝。儿女及拜谒者以哭号的方式与死者交流，陪伴老人度过阴阳过渡的三天。

　　(二)关于生命的象征符号集合

　　整个丧葬仪式即是各种象征符号的大组合，它要表达的主题是将老人平稳顺利地送到阴间去，为老人安排好阴间的生活。

　　人的肉身是属于阳间的，尸体会腐烂，还要被火化成灰掩埋入土;最终进入阴间的是人的魂魄。所以“魂”是丧葬仪式的核心。人死后的第一件事是煮“倒头面”，象征着给老人过最后一个生日，结束其阳间生活，因此老人的寿限是在去世时的真实年龄上再加一岁。结束了阳间生活，就要开始送“魂”走上前往阴间的道路了。属于阴间的“魂”是不能住在活人居住的房子里的，所以要先送魂到土地庙寄存。“送魂”的路上有“帮忙的”在一旁打火把为魂魄照路，长子要不停呼唤“爸/妈，上庙……”，其他子女缄默随行。而由土地庙回家的路上，子女们就不再缄默，而应大声哭喊，尽情表达生离死别的哀痛。老人去世的第二天晚上要“报庙”，意为在土地庙为死者报户口。报庙的规模越大越好，所有亲友都应参加。“讲究”的人家会“报大庙”。“报大庙”要雇佣吹手，天刚擦黑就开始吹吹打打带领孝子集团出门，进行长时间繁杂的祭奠仪式，称为“三牲(猪、鱼、鸡)祭”。当地有“看殡不怕殡大”之说，“报大庙”就是一场

　　盛大演出，为死者在阴间开路，为生者在阳间造势。“报大庙”当夜12点举行的仪式叫做“送盘缠”，同样在土地庙前进行。其目的是送老人的魂魄走上去阴间的路。儿女们轮流用香拖住烧纸的一角，烧纸被拖起就象征着老人的魂被从土地庙里喊了出来。旁边放一匹纸扎的白马，白马旁放一个凳子做“上马凳”。拖住了烧纸的孝子把烧纸拖到托盘上，将托盘在“上马凳”上放一下，而后放上马背，以此象征老人被扶上了马。这时，丧事总指挥者把马腿下的秸秆剁成几段，意为解开拴马索，并在马的眼、耳、鼻、口上各用针刺一个眼儿，意为“开光”。开光后将白马烧掉，它就驮着老人前往西天了。此时，孝子们开始大哭，一路哭回家，以示对老人的不舍和怀念。“烧三年”时，白马任务完成，老人的女儿们要再给老人烧一匹桃红色纸马，替换下白马。

　　“送魂”、“报庙”、“送盘缠”都是围绕“魂”进行的仪式。“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通过想象与“魂”对话，用一系列真实的动作引领无形无影的“魂”，用烧纸象征“魂”上马，用火烧白马象征“魂”去西天……

　　《荀子·礼论》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

　　“魂”是人在阴间的存在样态。人们依照现实生活想象了一个魂魄生活的阴间世界。阴间世界也有官吏恶霸，也有开销用度。阴间流通的货币是“纸钱”，用铜钱形状的模子在烧纸表面逐行逐列敲过，烧纸就从普通黄纸变成“纸钱”，可以在阴间使用。现在农村还有一种变通之举，即用百元钞票在烧纸上逐行逐列地按过，同样可以把烧纸变成“纸钱”。钱模子或百元钞票的触碰，赋予了普通烧纸以更多内涵，成为分割阴阳两界的标志。比“纸钱”更值钱的是用金银色亮纸叠的“金银元宝”。在葬礼上，留给老人阴间使用的“钱”要装在“包袱”或“库”里，“包袱”和“库”上都要写上老人及晚辈亲朋的姓名，象征专款专用，防止其他鬼魂冒领。而在报庙、出殡等仪式的路上不断燃烧和抛撒的纸钱，则是专给路上小鬼的，为了不让他们刁难老人，让他/她的魂顺利行路。除了“钱”，儿女们还要为老人准备在阴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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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同样以纸制作——

　　—聚宝盆、衣柜、箱子、坐骑，甚至冰箱、电视、轿车、保险柜等等，只要儿女们经济条件允许，就会尽可能多地为老人制作“家当”。同样，将这些东西放火烧掉就意味着它们进入了阴间世界。“魂”是看不见的，把纸烧成看不出形状的灰烬，寓意它们完成演化，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

　　(三)关于伦常的象征秩序

　　出殡时一个不起眼但至关重要的细节是“屎盆子”。三天里，人们前来祭拜死者烧的纸灰，都放在灵床前的陶盆中，这个陶盆被称为“屎盆子”。出殡时，“屎盆子”要由长子顶在头上，顶到路口将其摔碎。“顶屎盆子”象征着将老人的肉身驮出家门;同时“顶”字暗含“顶门立户”之意，是长子向老人作出的一项承诺。“屎盆子”摔碎之后，老人的子女每人捡一块碎片，丧礼完毕将这个碎片放在各自家中粮缸之下，可保佑五谷丰登。没有儿子的人家往往由大女婿顶“屎盆子”，由此事主们将欠大女婿一个很大的人情。无儿无女的老人就要请其他近亲(如侄子)来顶，但必须给其几百块钱。通常情况下，老人的房子也就由其继承了。究其缘由，一方面“顶屎盆子”象征着子女对老人最后的孝道，另一方面，“顶门立户”是一项对未来的承诺，同样不能平白无故地让外人承担这样一份诺言。一个普通的装满了纸灰的陶盆，在丧葬仪式里承担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

　　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是血缘家族伦常秩序。在丧葬仪式中，强调辈分、长幼、男女、内外的严格区别，几乎每个环节都在向人们展示和强调家族的伦常关系。在一位87岁老太太的葬礼上，送葬者有二百多，送殡的队伍抻出一里地长。但尽管人多，却秩序分明：队伍由前向后依次排列着长子、次子、三子、长孙、次孙、重孙、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媳、长孙媳、长女、次女、三女，他们要着长孝衣、腰间系麻绳、穿无帮鞋、头戴孝帽、手拖孝杖、躬身前行，身旁有人搀扶;女婿、孙女、外甥、侄子、侄女等亲属紧随其后，孝服相对简单，行礼要求也相对较少;亲属之后是村内本族，他们只需头上戴白和臂戴黑纱，可以行更少的礼。

　　送葬的人员众多，但无需太多指导，男女老少都能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丧葬仪式的功能分析

　　(一)对至亲的慰藉

　　上文提到的这位87岁的老太太患老年痴呆8年之久，其生命的最后一年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由6个儿女轮流伺候。在病情愈发恶化的时候，长子将所有弟妹都召集到了母亲身边。此后一星期左右老人去世。当地人深信老人是一定要等所有至亲都守在床前才肯咽气的，尤其是老人最疼爱、最牵挂的那个，而这个老人苦撑着要等到的人，一般也正是对老人极好的人。下面是笔者听说到的另一个故事：本村一位63岁老人去世得非常突然，当时他的妻子正在济南二儿子家。老人去世后，不管人们如何抚弄，眼睛一直半睁着;直到第二天妻子赶回来。“我就拿手轻轻一扑拉，就闭上了。你说怪不怪?”事后老人的妻子这样对人描述。苦撑着不肯去世也好，眼睛半睁也好，从生物学上都可以找到依据。老人们愿意讲述这段“死不瞑目”的故事，其实40岁以下的人们对此并非深信不疑，尤其年轻人更不以为然，但没有任何人会当面反驳，听者总是会对老人描述的奇异现象表示附和。在这里，人们赋予生物学现象以文化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人是有魂灵存在的，魂灵是可以不朽的，而正是魂灵的不朽带给活人以心灵慰藉，帮助缓解亲人亡故带来的伤痛感。

　　(二)对秩序的调整

　　在丧葬礼仪中，“帮忙的”是保证仪式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整个丧葬仪式是一场表演，缺少“帮忙的”，表演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在老人去世后，长子需要马上到本族一位威望高、有文化、懂礼数、处事灵活、值得信赖的人家里报信，请他做“总理”。“总理”就是整场表演的总导演，负责安排主持整个仪式过程，还需总管吃饭用度、各项开支，解决仪式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协调葬礼后的礼金分配和老人(仍健在的老人)赡养问题。请谁做“总理”一般都在事先约定好。“总理”首先要懂礼数，对繁缛的丧葬礼节非常了

　　胶东农村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分析马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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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其次要有威望，葬礼参加者多则几百少则几十人，“总理”必须能够领导、组织和协调其中的众多关系，保证仪式平稳进行;仪式的所有收支用度由其全权负责，所以“总理”还必须是事主十分信赖的人。“总理”之外众多“帮忙的”主要是村内未出五服的本家，他们不需要事主专门去请，都会在得知死讯后自觉前来帮忙。“帮忙的”既要担任演出的配角，又要负责各种后台工作。

　　相对封闭、平静的农村社区里，有数十甚至上百人参与的集会活动毕竟不经常举行。丧葬仪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达到使人们为同一件事情聚集在一起的目的，影响着村民对家族、社区的认同。前文所述87岁老太太的老伴，是S村辈分最高的人，曾被称为“老族长”。“老族长”在生前最后几年与村内的几个本家关系闹得很僵，老人一直担心他死后人们不来参加葬礼，不来帮忙。但最终他的丧事上，家族所有成员全部自觉到场。由此可以看出，“人死为大”的共同认识提供了让社区成员重新调整、恢复原有关系的机会，让社区内部的矛盾得到调整，社区秩序得到优化。

　　除了有“帮忙”的本家，参加葬礼的还有死者的众多亲戚朋友。亲朋都不空手到场，有的只拎一捆、两捆烧纸，有的还拎五斤、十斤鸡蛋，有的再加上几十、几百不等的现金。“总理”会请人记录每人每户带来的礼物明细。S村丧葬仪式中的礼物馈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长期循环的互惠网络中的一环，也呈现出差序特征。礼物的多寡由送礼者与受礼者之前关系的亲疏决定，并直接影响今后双方的互惠关系。丧事中的礼物馈赠，遵循着本社区内礼物交换的规则，基于社区既有的人际关系，同时又反过来巩固和影响了既有关系。

　　(三)对社区的延续

　　在当地，80岁以上老人的丧礼算作“喜丧”或“老丧”。“喜丧”应当操办得热闹隆重，可以请吹手或者戏班，也就是“报大庙”。在“老族长”的要求和操持下，老伴的葬礼办得十分隆重，据说几乎囊括了当地“老丧”应有的全部礼节。报庙和出殡都吸引来不少周边村落的看客，密密地站在路边——

　　—在这片农村，只还有春节里秧歌队经过时会出现这番热闹场面。看客热闹，演员却辛苦。孝子贤孙们在酷暑的天气里厚厚地披麻戴孝，“报大庙”时三步一跪地从家里挪到土地庙，而后在冗繁的两小时祭祀仪式里始终低头俯首地跪在坑洼的土路上。“老族长”把老伴的丧事操办成一个样板，一方面将他知晓的全部礼数传授给后人，另一方面也为他自己的丧事做准备。老太太的丧事开销三万多，“老族长”此后省吃俭用为自己攒下三万块钱，希望以此讨好儿子们，最终也能获得这样一个隆重的葬礼。但他终究没能如愿：他的儿子们虽是把三万元钱一分不剩花在了葬礼上，不过却做了一个替换，把雇吹手的钱买了鞭炮。儿子们说吹吹打打也是听个响，鞭炮同样也是响;不是不舍得花钱，是“报大庙”实在太折腾人。

　　现在村里的仪式专家，给这两位老人的葬礼做总管事的人事后这样对我说：“我就说这是封建迷信，从有共产党就说这是封建迷信。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什么也不信。”“人死如灯灭啊，他死了还有什么?”但有些讽刺的是，他自己的母亲去世之后，他还是请来了吹手，热热闹闹地办了一场丧事。我追问他这么做的缘由时，他回答说：“这就是老辈留下的规矩，你能扔啦?家家都这么地，你两样啊?”

　　“我也上坟，我也供养，我供养是一种纪念，是纪念老祖，知道哪辈哪辈是怎么来的。”停顿了一会，他又说：“实际知道了又哪么地?知道了也没用。”

　　简单地用“有用”、“没用”来衡量丧葬仪式，无疑会陷入与这位“仪式专家”相类似的困惑。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回答子贡“死人有知无知”的问题时就说：“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肖子孙弃不葬祀也;赐欲知死人有知无知，死徐自知之，未为晚也。”古人早已知晓，人死后有知无知，鬼神的存在与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仪式本身，是仪式应当产生的社会功用。进入近现代以来，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尝试用科学、理性去解释和衡量传统仪式，却发现众多纰漏;而传统的力量、集体的力量又没有霎时崩解，仍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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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矛盾情形：人们一方面抨击着“封建迷信”，一方面又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传统仪式的每一个环节。

　　(四)对传统的突破

　　处于这样一个类似节点的时代，也可以从丧葬仪式中看到理性对于传统的突破。邻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心态开朗、喜欢热闹，儿女们又十分孝顺。

　　老太太要求儿女们在她生日的时候就把戏班请来唱戏，把本应在她死后“报大庙”花的钱花在生前。老太太说：“等我死了，眼一闭，还能看见什么?还不及活时乐呵乐呵!我死了以后你们什么也不用忙活，烧吧烧吧一埋就行了!”另一个村的村支书，在父亲去世后没有大摆筵席，也不收礼金，只是做了四盆大锅菜招待宾朋。人们

　　喜欢讲这两个故事，佩服他们的豁达。之所以说佩服，是因为大部分人缺乏这种勇气。仪式作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生存状态与思维逻辑的凝聚点，本身就处于不断地变化当中，是展示并参与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变量。丧葬仪式是一个微小的断面，展露的却是整个社会文化的样态。

　　参考文献

　　[1]郭于华.死的困扰与生的执着———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9.

　　【责任编辑：王丽坤】

　　马永庆、肖霞在《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集体主义公正性的落实，还需要建立健全道德赏罚机制。道德赏罚是增强集体主义外在道德动力的一剂良药，是有效地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道德赏罚正是基于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以利益为杠杆，通过对道德的行为予以奖赏，对不道德的行为予以惩罚，使人们在一定道德经验的基础上

　　形成一定的道德心理、

　　道德情感，最终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节。其实质是在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面前，恢复利益分配应有的公正。当今社会，人们在价值观的确立上面临着诸多困惑，道德赏罚正是帮助人们明辨是非、

　　区分善恶的有力武器，有利于对维护和破坏集体利益的行为作出明确的奖惩，以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来树立集体主义的权威，加重人们践行集体主义的砝码。

　　集体主义公正性原则的落实与维护：道德赏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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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胶东农村丧葬仪式的象征与功能分析马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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