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分站掌柜的日子

　　我读中学时就读过朱自清老先生的《背影》。后来，也有不计其数的人写过“父亲”，因为父爱是无私的、伟大的。试问，世间有谁不爱自己的父亲?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写自己的父亲。但酝酿多次，终未动笔。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诠释的能力。

　　打我有记忆时起，父亲就在源塘分站(浰源供销社源塘代销站)做售货员，一直至1982年春夏。80后出生的人可能对“分站”一词感到很陌生，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特有的产物。那时，人们过的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生活，要购买盐糖、酱油、针线、肥皂、火水等生活用品，必须街镇上的供销社或者各大队分站里购买。源塘分站座落在枕头围生产队，离家有一公里多的路程。分站依山麓而建，有一大两小3间瓦房。大的是卖货的地方，小的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厨房的一角铺了几块火砖，那是冲凉的地方。房前是宽阔的檐廊，靠檐廊外侧摆放着一条长长的木凳，供过往行人歇息。靠厨房的一角，堆放着柴草。前面有一口鱼塘。鱼塘边是一排公共厕所。后面有一条分流水渠将分站从背后环抱。

　　我是父亲不折不扣的跟屁虫。打小就跟着父亲在分站长大，所以跟分站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的感情。听父亲说，我2岁准备断奶时就跟着他在分站生活。枕头围的乡亲对我都很好，仕金哥有个女儿跟我一般大，他老婆卢长英大嫂中午放工不时会过来喂我吃奶;儿时的小伙伴，也是枕头围的居多，如阿明、阿皮胜、老艺训、老火星、喔咯贵、野猪煌等，都是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发小，远比罗屋的堂兄弟叔侄们要熟悉得多;阿才宝、阿荣宝、阿福叔等人家里有时加点荤菜，如杀只鸡鸭什么的，都会生拖硬扯地把我们请去吃饭，要知道，那时一般都是逢年过节才有点荤菜吃。直到今天，枕头围凡上了点年纪的人，还都还亲切地称呼我的乳名“老小兵”。30多年过去了，当年分站周围的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哪有一块比较大的石头，哪有一个比较高的土坎，都还历历在目。儿时的生活，时常进入我的梦境，梦见分站，梦见父亲，梦见枕头围的乡亲，让我久久不能释怀。这些在我生命中烙下了永远都磨灭不了的印记。

　　70年代末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都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产。父亲作为代销员，是不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正因为如此，被小伙伴们称为“国家工作人员”。有时小伙伴们闹别扭，他们特别是最调皮的阿皮胜、老艺训就会挤兑我，讥笑我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儿子，是“剥削阶级”，鼓捣小伙伴们孤立我。父亲不挣工分、不分口粮，也没有工资，每年由大队拔给五、六百斤的统筹粮(稻谷)。分站每卖出100元的货物，父亲可得3元的手续费。当时分站的本金只有606.11元，源塘的人口也就五六百，那时的购买力又那么差，我不知道父亲一个月能卖出多少货物，得到多少的手续费。另外，父亲还有一门裁缝的谋生手艺，这在村里是绝无仅有的，我常以此为荣，在小伴儿面前沾沾自喜。父亲帮人家缝一件衣服，才得几角钱人工费。如果做的是大襟衫，还得请淡坑的阿镜阿爷缝布扣，衣裤的钮眼也是阿镜阿爷代缝的，而且，不少人买货、缝衣还要赊帐的。直到父亲离开分站，甚至离开人世，那些欠数也没有全部收回来。父亲就是靠着这微薄的收入，拉扯着6个儿女，支撑着一个大家庭。真不容易!

　　每逢过年，孩子们早早就翘首盼望新的衣裤，这也是大多数人一年一次添置衣服的时候，家长总是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愿望。因此，每年春节前，是父亲最忙的时候。我经常半夜醒来，还听到父亲踏踩缝纫机“嘀嘀答答”的声音，他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赶制衣服。那时候的冬天非常寒冷，早上起来，瓦檐口常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柱，漫山遍野是白茫茫的霜雪，鱼塘、水田结的冰用小石头也打不穿，分站后面水渠边的枯草，也结着像母牛奶头一样的冰凌。父亲自幼体弱，特别畏寒，尤其是他那双脚。因此，父亲边缝衣，要边烤火。每天煮晚饭时，父亲都要挑一些木质比较硬的木柴，如凿角树、牛骨柴等来烧，有时还会放一块山茶麸到灶膛里，因为那些燃烧后剩下的“火屎”，铲到火桶里取暖，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不灭。父亲有一只热水袋，那可不是一般人家有的奢侈品，宝贝得要命。吃晚饭时，热水袋灌了热水后就放到床上暖被窝，待我上床睡觉后，父亲缝衣服时，就放到他的膝盖上，不时捂一捂冻僵的双手。有一次，我给热水袋灌水，不慎弄丢了防水胶垫，结果垫席的稻草、床上的棉被都湿透了，被父亲骂了个狗血淋头。还好，那胶垫在分站门口的水沟里找了回来。

　　农历逢五、十是浰源的墟日，父亲多会到街镇上的供销社仓库进货，都是盐、糖、烟、酒、电池等日常用品居多。我经常跟他一起去。先是到仓库挑选所需补充的货物，仓管员会填写一张好像叫“调拔单”的清单，父亲再到信用社付款。然后，父亲会到街上找赶集的乡亲，找人帮忙将货物挑回去。挑一担货得给三、五角钱的工钱，一般都是找枕头围的阿三、阿荣宝、大炮镜，礤头的黄牛欣等人挑。后来，枕头围生产队买了一辆“农工牌”手扶拖拉机，有时也会请开拖拉机的大水哥带货回去。仓管员赖继林伯伯、朱炽权叔叔是父亲的好朋友，对我也很友善。赖伯伯是青州人，朱叔叔是和平雅水人。有一次，记不清家里弄房子还是做其他什么事，反正是来了好些人，家里没烟了，而父亲又走不开，就写了张字条，差我去街镇跟朱叔叔拿一条“丰收”牌的香烟。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朱叔叔牵着我走下长长的、陡陡的、没有护栏的楼梯，咛嘱我路上要小心，别摔着了，别把烟弄丢了云云。1985年，我在和平中学读高中时，朱叔叔还到学校看望过我，给我一包南山牌奶粉和一斤五香花生。

　　分站在源塘村口，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明星村、龙星村人进山打柴的，搞副业的，外地人行走江湖、做手艺的，本村人赴街赶集的，都会进分站歇脚。因此，在分站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听到很多趣事逸闻。父亲断断续续订阅过《参考消息》、《南方日报》、《小说月刊》等报刊，为我开启了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毛主席最新的最高指示啦，林彪坐三叉戟飞机在蒙古摔死啦，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逝世啦，唐山大地震死了多少人啦，什么地方下陨石雨、最大的一块陨石有多重啦，东北某个地方下雨下了很多鱼啦，粉碎“四人帮”抓捕江青时她是怎样哭喊的啦，建毛主席纪念堂挖出多少金银财宝啦，华国锋主席的“两个凡是”方针啦，中越自卫反击战是怎么打的啦，等等等等，我都是在分站听到的，并开始憧憬外面广阔、神奇的世界。

　　父亲为人正直，童叟无欺，做买卖从不短斤缺两，不赚昧心钱，在众乡邻里有着很高的声誉。可以说，“阿检哥”三个字就是一面响当当的金字招牌。父亲言语不多，他用实际行动教我们要诚实勤勉，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只有诚实信用才能做到坦然面对。枕头围有个叫阿根的青年，不认字不识数，连钱币都不认识。他每次来买东西，都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悉数掏出来，让父亲挑，有多余的，他再装回去。10多年来，父亲从来没有收多他一分钱。父亲古道热肠，对工作非常负责。即使半夜有人来敲门买东西，父亲都会从暖暖的被窝里爬起来。我天天跟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上学前就学会了简单的算术，能替父亲做个小小售货员。有一次，何屋的小女孩X谷来买火柴。当时父亲在缝衣服，我就拿了5盒火柴给她(火柴是2分钱一盒)，并把她的一角钱放进抽屉里。不料，她说她给我的是两角钱，要我找她一角。我说她给的只有一角钱。于是，两个小孩子就争执了起来。父亲走过来，责怪我毛手毛脚，没有看清楚就把钱放进抽屉里了。我很是委屈。但是，父亲翻遍装钱的抽屉，也没有找到一张是两角的钱，证明了我没弄错。但何X谷仍坚持说她给的就是两角。后来，父亲为了息事忍人，给了何X谷一角钱。并对站在旁边看热闹的日升哥的妈妈说：“我吃点小亏也就算了。但请您帮我看下，我抽屉里确实没有一张是两角的钱。不要让别人说我欺骗小孩子就好了”。我心里还暗暗地骂父亲，真笨!明明她给的只有一角，干嘛还要找她钱，这不等于白白送她5盒火柴了吗?

　　父亲年轻时气盛，脾气不好，喜欢骂人，当然是骂自己人，对别人，他总是笑呵呵的。与他年迈时对孙辈的慈祥、和谒、亲热相比，盘若两人。我想，这跟他承受的巨大的生活重担有很大关系，是他一种释放生活压力的方法。如果他生活无忧，事事如意，怎么还会跟自己的至亲、跟他自己过不去呢?后来我跟老婆说过父亲年轻时的脾气，她不相信，说根本想象不出成天笑眯眯的父亲会喜欢骂人。但是，不管父亲怎么骂我，我都喜欢粘着他，像牛皮糖，甩都甩不掉。有好几次，他发脾气，赶我回家去，明明米缸里还有米，都说没有米煮饭了，叫我回家去吃饭。我通常是二话不说，拿起父亲自己缝制的白布袋子就走，一个小时后，提着一两升米，又回到分站。父亲见我回来，笑盈盈地看着我，就没事了，也不会再为难我。

　　我小时候很调皮的，就像《最后的一课》里的“小弗朗士”一样，惹事生非，桀骜不驯。大概是1975或1976年，那时候我七八岁，有一天，傍晚时分，外婆赶墟回家，经过分站进来歇脚。她向父亲尽诉我跟母亲吵架，并扬言拿刀砍母亲的劣迹。父亲的脸顿时铁青了。在父亲的厉声责问下，我老老实实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几天，家里摘黄豆叶，因为我不肯帮手，母亲骂了我，又因为我顶嘴，母亲打了我，我一气之下，就说要拿刀砍母亲。我特别强调，我虽然是走到了厨房灶角背(放菜刀的地方)，但我并没有拿刀，更没有砍母亲，我只是想吓唬一下她。父亲二话不说，马上拿来一条箩索，把我紧紧地捆绑起来。然后又不知从哪里找出一撮竹枝，狠狠地抽打我，就像在抽打一头不听话的犟牛。外婆在一旁鼓劲：“该打!该打!”。当时我心里非常地恨父亲，恨他打我太狠且不带任何言语，恨他让我在旁人面前一点面子也没有，也恨外婆，恨她把我的糗事添油加醋地告诉父亲，在我挨揍时不但不救我且还摇旗呐喊、煽风点火。

　　还有一次，我正在枕头围跟小伙伴们疯玩。哥哥金火兴冲冲地来叫我，说父亲找我，听他高兴的口气，好像有什么好事益我，或许是父亲有好吃的东西给我。我赶紧跑回分站。没想到，等待我的，是一顿父亲的“五指糕”。原来，父亲发现了我偷偷藏在卧室书桌抽屉里的一瓶浆糊、一封鞭炮，好像还有5毛钱。浆糊是准备做孔明灯用的，我已跟阿明、阿皮胜兄弟商量好，他们出纸，我出浆糊，一起来做孔明灯。而鞭炮，则是想拆出里面的火硝，装到小瓶子里，到小河炸鱼用的。这件事，被父亲说了很多年，时常说，见人就说，说得我都没脸见人了。哥哥也太不够意思了!明明知道父亲是要修理我，事先也不透露点风声，让我好有个心理准备，而且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哥哥呀，我可是你的亲弟弟呐。

　　父亲在分站里生活，除了米、油是从家里带来的以外，其余的都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常跟父亲上山砍柴，一般都是去白沙坑或者大坑，多是捡别人做枕木、松木余下的边角料或者是松枝、树尾。父亲体格不壮，40多岁的他由于常年操劳显得很瘦小，挑担六七十斤重的木柴，就一路“啊嗯啊嗯”的哼个不停，哼得很大声，叫人听了心寒，也不知道他是实在挑得那么吃力，还是习惯了哼那么大声。有一次，枕头围的阿镜宝在半路上赶上我们，“阿检哥，我听你哼得真辛苦，我来帮你挑吧”，说罢硬是从父亲肩上抢过了担子。跟父亲上山砍柴，还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能摘到老鼠屎、乌饭、火斋、当吊、子粒、黄板、酒饭团等野果，那可是我们儿时的美食。有次，我跟小伙伴们去摘了一袋土名“猴古”的野柿子，开始，我还怕父亲会骂我，说我弄一些又苦又涩不能吃的东西回来。没想到，父亲竟去采了些“野辣料”来浸泡，去掉“猴古”苦涩的味道。他自己还跟我一样吃得挺欢。

　　在分站下面的小河边，有一块菜地，我常跟父亲去种些时令蔬菜。我坐在旁边，看着父亲躬背劳作，他缓缓举起锄头，又深深的将它扎进地里。他时而直起身来，撑着被双手磨亮的锄头，时而望望远处，望望他辛勤耕种的菜地。父亲提起衣角，抹了抹脸上的汗珠，把手伸进口袋，摸索了一阵，将一袋劣质烟掏了出来，抽出一把烟丝，捏成一团，再撕了张有点发黄的烟纸，将烟丝慢慢地包成圆锥形，放进嘴里旋转了几圈，然后吧嗒吧嗒地抽着。夕阳的将父亲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突然间，我觉得父亲是那么的苍老，那张经历日晒雨淋的脸，没有一丝光泽。曾几何时，这个为家挡风遮雨、用脊梁撑起一片天地的父亲，却变得那么的。

　　1977年，我到大岗小学淡坑分校读三年级。那时候，家里养了母猪，父亲更忙了。他时常要回家里伺候母猪、乳猪，干其他家务，有时晚上就在家里住，不回分站看店。淡坑分校只有三年级，一共两个班，说是学校，其实连课室都没有，我们上课的地方是淡坑生产队卢姓人废弃的老屋，大门上方书着“三多室”三个大字，离分站有一公里多的路程。中午，远点的同学都自己带米到学校蒸饭吃，包括我。晚上，我还是回分站住，烧好冲凉水、蒸好饭等父亲回来。遇到父亲不回分站的时候，他会事先拜托阿才宝或阿荣宝跟我一起睡。1978年至1981年，我先后在大岗小学、浰源中学读四、五年级和初一，平时住在学校里，在分站呆的时间比较少了，只有星期六和寒、暑假才偶尔在分站住。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源塘这山旮旯，礤头和枕头围、罗屋、何屋4个生产队都相继分田到户。人们禁锢已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乡亲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头发、喇叭裤悄悄地在村里的小年轻们身上出现了，大部分人也都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我的家乡森林资源很丰富，农民伐竹、木，种香菇、木耳，荷包没几年就鼓了起来，购买力明显增强，物质也丰富多了，分站进货不再局限于供销社仓库，可以到县城进货了。价格也开始放开，分站的利润比去过去3%的手续费高了许多。有一次，石楼的阿再阿爷来买东西，是我点货算帐的。他是帮我们做新屋的师傅。父亲走过来在我耳边轻声咛嘱，叫我少收他1元钱，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那几年，父亲赚了点钱。一向勤俭朴素的他，居然买了一块125元钱的上海牌手表。那段时间，台湾国民党当局为进行反共宣传，时常会空投一些宣传“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台湾”的传单，间中还有一些饼干、糖果等零食，甚至还有丝袜等稀罕东西。有一天，有人拿了一块台湾空投下来的“梅花牌”自动手表来分站炫耀，父亲看了后爱不惜手，遂用那块上海表换了下来，另外还补给那个人5担稻谷和5元现金。

　　1981年，我离开浰源，到了离家40公里的和平中学读初二，那是父亲的母校，哥哥也在那读高二。由于交通不便，往返家校基本上只能靠双腿，加之路途遥远，平时我们都不回家。那年寒假，我们回家过春节。年夜饭后，我和哥哥、弟弟三人去分站看店。我没有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分站过春节。1982年，应该是4、5月份吧，父亲给哥哥和我寄来家书，说现在的分站要做大队部，分站要搬到源塘小学去，因为小学不靠近路边，不是做买卖的地方，因此父亲决定不做了，分站的物质全部移交给枕头围的黄胜欢同志(父亲是这么写的)。信中，父亲流露出些许无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有人眼红分站的生意越来越好，有人眼红父亲赚钱了。

　　弹指一挥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时常梦回分站，追忆与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一股股暖流也时常从心底冒起。父亲是山，我是树。山总是给予树恩惠，树不断吸取山的精华向上，山能不苦吗?父亲是弓，我是箭。箭搭在弓上，弓让箭腾飞，箭飞的越远越高，弓则要拉的越弯，弓能不累吗?冰心先生说：“父爱是的，如果你到了那就不是父爱了!”。父亲与我之间从来没说过“我爱你”之类的话，但我深知父亲是世界上最疼爱我们的人，早已为人父的我也深深爱着自己的父亲。所有的父亲都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我们男人共同的。父亲与儿子的感情是截然不同的，父亲爱的是儿子本人，而儿子爱的则是对父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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