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文革”中遭遇的一段自述

　　父亲“文革”中遭遇的一段自述

　　在父亲被关押的3年多时间内，经常被“游斗”。当时的哈尔滨滨江区范围非常大(围绕哈尔滨一圈的郊区)，被“游斗”一圈下来至少要十天半月的。一次，哈尔滨的大型“游斗”集中了数百辆汽车，仅被斗的人就站了100多辆汽车，父亲和当时的市长王化成在同一辆车上。“游斗”之前通知了家属，不许闹事，否则没有好下场。“游斗”的路线正好经过我们家的门前，那天我们兄弟几人都到江北钓鱼去了。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更不愿意使父亲难堪。除了被批判、陪斗、主要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就是写不完的自我交代、批判材料、外调材料。而繁重的过量的重体力劳动，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具体的详情我们一概不知，他也从不讲。当我准备回忆、记述他一生的时候，在一堆仅存的他的手写资料里，发现了他的一段自述，我才第一次知道了他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所遭受的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点滴，我把它摘录下来：

　　我是在“文革”开始，即1966年8月27日被揪出来的，并罢黜滨江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的职务。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全部是从事难以支持的繁重的体力劳动，有时睡在水泥地上，有时强迫整夜不许睡觉，使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百病齐发。如耳鼓下陷(听力严重下降最后致聋)、肩周炎、疝气、下肢静脉曲张等疾病。而在“文革”前，这些病都是没有的。当时每天上下班都是以步代车，由家到新春公社(当时推广站在此)，由太平到民主公社，由新发公社到建国大队，由顾乡到群力公社各队，全是步行，很少坐车。这说明“文革”前的健康状况是良好的。而在“文革”中及其以后，身体状况就江河日下。后来两条腿由静脉炎发展为脉管炎。其致病原因是劳动强度过大和受凉受冻。

　　在受审期间的劳动都是十分沉重的体力活，而且不管你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都是进行强迫劳动。在马家沟分部街的时候装石头、运石头;在江北用船运送大米，160斤重的麻袋由船上扛到江岸，要负重登上几十级台阶;在滨江区三院打大墙，由早到晚，很少休息，稍有怠慢即遭打骂;在二农职时挖壕沟，每天的定额是5立方米;在水田农场时，整天在冰雪中刨冻土、修水利，整整干了一个冬天，每天两腿疼痛难忍，但也得坚持，致使下肢开始出现静脉曲张。劳动项目更是花样繁多，不能一一评述，这只是举其要者。此外，当时的管教人员，以至革委会的领导干部，也利用我们这批不需要报酬的劳动力，给他们家里干活。如给郑喜彬家脱大坯，给由肇源调来的革委会主任修房等等，给这些人干活，他们不仅不给饭吃，连水也不给喝。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反正不能让你稍得休息。这种极繁重的体罚不知要比罪犯所享受的要重多少倍。最痛苦的时候，常想到莫不如枪毙，一死了之算了，免得活受罪。

　　除了劳动就是变相体罚。“文革”被揪出后，除了游街、游乡、游斗，就是陪斗、“提审”，有时撅一天，甚至白天撅一天，晚上还要撅，脸控肿了，两腿肿了，这种遭遇在那个时期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有一次在分部街二楼半夜提审，九十度大哈腰，撅了两个多钟头，后来根本就站不起来了，两腿几乎迈不开步子。尽管如此，早上仍然要上工，继续干重体力劳动。在分部街三楼，有一次开大会“提审”，站在凳子上搞“逼供信”，稍一回答得慢些，就被从凳子上揪下来摔倒在地上，接着就是拳打脚踢、打耳光。那次，我的右耳鼓当即被打得下陷，红肿，耳内轰响，以后耳鼓经常积水，头发胀，这时只能用注射器往外抽水，导致最后耳聋。

　　由于长期从事无缓冲的强劳动、变相体罚，冷冻等一系列折磨，致使两腿的静脉管失去功能。1970年开始，静脉管局部变黑，两腿经常浮肿，以后日趋严重、恶化，发展成为曲张合并静脉炎以及脉管炎，步履艰难，有时几分钟都站立不起来，更不能久站。

　　读着这些，我的泪水几次夺眶而出，这是父亲留下的唯一的一份关于“文革”期间遭遇的手迹。其目的还是为了申请将耳聋等疾病定位“工伤”，以解决看病费用的报销问题。我知道，凭父亲的性格，他是决不会和我们说这些情况的。

　　注：这是我写的“关于父亲”一文中的一段。由于平哥关于沈阳的回忆，我写了那段话，而后“文革”的恶梦又不断地出现，看到了父亲愣愣地看着我的样子。我要为他说话。因为“张家的故事”什么时候才能成书还不可知，所以，就在适当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把有些历史情节放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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