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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墓地风水的基本注意事项

管理员2019-09-02【丧葬文化】人已围观

  墓碑前面,养什么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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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黄大陆

  墓地风水学分形势与理气。形势即龙、穴、砂、水,理气即方位、五行、天星、神煞与元运等。形势讲究的是龙真穴的、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即使是一些有违常规的奇形怪穴,也都有法可依,各家所讲的法则之间没有很大的分歧。可是,只要一说到理气,便你一套我一套,各唱各调了,乃至于一师所传之徒也方法各异,且都宣称自己是杨公一脉秘传,其余都是伪术。吵吵嚷嚷,闹了上千年也没消停过。致使莘莘学子在茫茫无从之际,给出了“峦头无假,理气无真”的结论。

  至今,大多数墓地风水师都还是将理气看得顶顶重要,说“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任你好山好水,龙真穴的,只要理气有半点差池,就全都没用了。

  理气真有这么重要吗?如果理气真的很重要,那各家的方法又相互抵忤,一理气就得你掐我我掐你,不把对方掐死气就不停手,我们该怎么办呢?看来,我们有必要理清一下自己的思路,从风水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探讨风水理气的问题了。

  我国墓地风水学源远流长,在很早的殷周时期就开始孕育了。《尚书·盘庚》里就记载了盘庚迁殷一事:“盘庚既迁,奠厥悠居……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用永地于新邑,肆子冲人,非废厥谋,吊主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意即盘庚迁都于殷地,奠定了住所,依山而居,用以避凶迎吉。新地址是很好的地方,谁都不得违背,居住在那里可以使殷商发达起来。结果呢,盘庚在迁殷之后,“殷道复兴”,使商朝又兴旺了几百年。

  在《诗经·大雅·公刘》里也记载了公刘自邰迁幽的事迹,说公刘“陟则在献,复降在原,逝彼百泉,瞻彼博原……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阳……溯其过涧”,瞧,他既看山,又看平原,还看山之向背,水之来去,且测量方向,这已经有点风水师的模样了。其迁居的后果是:“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颂其德。”

  当然,这个时期的墓地风水术尚处于萌动状态,尚没有龙穴砂水向等基本概念,更谈不上什么理气了。人们想要知道宅地的吉凶,一般都得依靠占卜来论断。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不少因修造而占卜的记载,如:“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兹唐。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帝若。贞:王作邑,帝若,八月。”这是殷王要修建城邑而卜问吉凶的记录。文中“争”、“丙”是两位占卜者的名字,“贞”是问的意思,“若”表示允许。后来周公在洛阳营建都城,相宅于伊洛瀍涧四水之间,成了后世风水应用的典范,但其看风水吉凶的方法还是占卜,故曰“是以周公卜河洛”。

  迨至秦汉,人们开始有了地脉观念,并出现了以风水为职业的人物和风水书籍。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就是因为他修长城“绝地脉”所导致的。司马迁在其《史记·蒙恬列传》中说他是好大喜功所致,“何乃罪地脉哉!”这里所说的“地脉”后来发展成了风水学中的“龙脉”。《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卜家,问某人可娶否,五行家言可,堪舆家言不可。这“堪舆家”即后来的风水师,虽然当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水师,但也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

  在《汉书·艺文志》里,已然出现了《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地典》等几本有关风水的书目。在《后汉书·艺文志》里甚至还出现了将阳宅配五行、五音、五方论吉凶的具体方法。其云:“宅有八术,以六甲名教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故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南方火也。徵,北方水也。水胜火,火灭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人修造房子,不仅开始注重门向,而且还注重宅主姓音五行与宅向五行的生克,这无疑是后世阳宅风水理气的发端,也可以说是“八宅派”的滥觞。

  阴宅风水术呢,汉代虽然出现了张平子、青乌子等几位“善葬”者,但均无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理法。考张平子《冢赋》,言上下岗垅之状,峦头尚不成法,何谈理气。青乌子之书已然遗失,据唐朝欧阳询在《艺文类聚》中引用《青乌子》云:“青乌子称山望之如月形,或如覆舟,葬之出富贵;山望之如鸡栖,葬之灭门。山有重叠,望之如鼓如楼,葬之连州二千石。”可见,这青乌子的峦头功夫已涉高深,倘若汉朝确有其人,且此段文字又确系此人手笔,那么,他就是真正的风水鼻祖了。可惜,青乌子其人“史失其名”,考证无据,故风水鼻祖的尊号便落到了晋代郭璞的头上。

  魏晋时期,风水之风在士大夫之间渐渐兴起,仅《晋书》一书就记载了魏舒、陶侃、羊祜等几人因风水而致贵的故事。在此风吹拂之下,我国风水术迅速成长,并最终产生了两位开山立祖的风水大师:管辂与郭璞。《魏志·管辂传》记载管辂相母丘俭墓,说其“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垂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在这里他已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四象”纳入到了风水地形之中,成了后人看风水不可不论的“四势”。遗憾的是,管辂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传世,所谓《管氏地理指蒙》显系后人伪作,其中几句“李淳风曰”的话就大穿其帮了,不打自招地供出了它是唐代以后的作品。

  郭璞,博学高才,词赋为东晋之冠,曾从河东郭公受《青囊中书》。《晋书》说他“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他所著述的《葬书》(清学者姚际恒《古今伪书》论证其为后人伪作),对龙、穴、砂、水、生气、土质、五行、方位等风水的主要内容,均有论及,是当时最为系统而完整的风水理论。因之,《葬书》便成了我国风水术正式诞生的标志,也成了我国第一部最权威的风水法典,故后世言风水者皆以郭璞为鼻祖,并将《葬书》名之为《葬经》。该书以论峦头形势为主,也涉及到了一点方位和五行,但作者明确指出:“占山之法,以势为难,而形次之,方又次之。”把峦头的形与势看得比方位更重要。实际上,我们从有关郭璞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在他那里还没有什么理气方法,因为他论断风水吉凶的主要方法还是看峦头和以易卦占卜。如《浙江通志》记载,郭璞参与选温州城址时,开始打算选城址于江北一带,但是取土称过之后,发现土轻了,遂过江,登上西北方的一座山峰(该山由此命名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于是确定该处为城址。并说:“若城绕山处,当聚富贵,但不免兵戈水大,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城于山,号斗城。” 又如郭璞《迁城记》里描述福州市云:“左旗右鼓,全闽二绝,旗山在洪塘山之西,山巅欹侧,其形如旗,鼓山屹立海滨……”从这些资料中我们均找不到任何理气内容。《晋书·郭璞列传》里则明确记载,司马睿曾先后两次请郭璞到建邺卜地,郭璞都是用易卦占卜断其吉凶的。

  降及随唐五代,风水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涌现出了诸如萧吉、舒绰、张白、吕才、李淳风、袁天罡、卜应天、丘延翰、张燕公、浮屠泓、一行禅师、司马头陀、杨筠松、陈亚和、万伯超、何令通等一大批风水巨匠,其中以杨筠松对后世影响最大,在其长长的传承人名单上,写着曾求己、曾文辿、刘白头、胡矮仙、赖文俊、黄妙应、范越凤、廖金精、谢世南、吴景鸾、洪士良、陈抟、刘谦、刘伯温、傅伯通、厉伯韶等许多名满江湖的风水巨擘,故举世地师多半以杨筠松为宗,称其为“杨公”、“杨仙”,拿他当风水祖师爷祭拜。

  然而,看唐代以前各家风水书,均只论峦头,不讲理气(除论阳宅外),极少数言及方位的也仅限于简单的东南西北四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理气必须要借助一种测向工具,那就是指南针,倘若罗盘上没有一根十分纤细而灵巧的指南针,那么罗盘上的一切注记便都没有意义,理气也无从实现。

  考指南针发展史,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司南”的指南工具,据王振铎先生考证复原的东汉司南,它是由天然磁铁制成的汤勺状大小的指南勺,其底盘已刻有四维(乾坤巽艮)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及二十八宿的内容,与当时流行的式盘地盘相类。所谓“式盘”也称“汉栻”,是六壬占卜盘。从现已出土的若干个六壬盘看,它是由上下两盘叠合而成,下盘称为地盘;上盘称为天盘,天盘可依中轴旋转。这种式盘中无指南磁针,只是以时间和方位的关系以及天地盘的关系占卜吉凶。这就是说,汉栻并不是看风水的罗盘,而是一种占卜工具,虽然它也有占卜屋宇和殡葬的作用。至于司南,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指南针,而是指南勺。由于其勺底不能固定,容易移位,转动时和底盘产生的摩擦阻力也不小,其勺柄又较粗,根本无法精确指向,故而不被人们广泛采用。以至于到了晋代,人们观测方位的主要工具一直都还是周朝的“土圭”。郭璞在其《葬书》里说“土圭测其方位,玉尺度其遐迩”,不言司南与汉栻。土圭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在水平的地面上立一木杆,通过悬绳使木杆垂直于地面,然后观察太阳照射时所投下的影子,以之测时间,定方位。可想而知,用这种十分简陋万分麻烦的方法,能测准东南西北就已经很理想了,塌了天也整不出什么六十四卦七十二龙二百四十分金的。也就是说,唐代以前还没有风水理气的必备工具——指南针,所以唐代以前的风水师(包括风水祖师郭璞)只讲峦头,不讲理气。

  一直到了北宋,我们才可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一点有关指南针和罗盘的记载。北宋初年,在曾公亮主编的《武经总要》和沈括撰写的《梦溪笔谈》里,分别介绍了指南鱼和指南针。同时,沈括还介绍了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定法、缕悬法这四种指南针装置方法,并指出:水浮法“水浮多荡摇”,碗沿或指甲旋定法“坚滑易坠”,故以“缕悬为最善”。当时,较为流行的方法是将磁针横贯灯心草使之浮在水面的水浮法,即所谓“水罗盘”,而“旱罗盘”(磁针有固定支点)的发现则已经迟至南宋以后了。

  那么,唐代末期的国师杨筠松,在随他飘泊江湖的行囊中也有罗盘这种东西吗?考诸有关资料,他大约生活在公元834~903年之间,距北宋元年即公元960年还差近60年,按说他是无缘见到罗经的。可是,他的《撼龙经》里明明有“此是神仙绝妙法,不比寻常格地罗”之语,显见,指南针的发明时间得提前一点点到唐末时期了。当然,杨公所见到的“寻常格地罗”肯定还不是那种磁针有固定支点的旱罗盘(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见到的只能是那种人一动或风一吹就晃荡小半天的水罗盘。水罗盘虽然比土圭和司南先进了不少,但稍有一丝风吹便不能勘测方向的水罗盘,仍然是无法进行精确定向的。因此,杨公看风水极可能不用罗盘,更不会整出一套能精 确到“分金”的理气内容。我们从他的《撼龙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所说的“神仙绝妙法”是如何看峦头的妙法,并非是用罗经如何理气的方法。

  说杨公只讲峦头,不讲理气,理由有三:

  1:“晋世景纯”看风水尚在用“土圭测其方位”,用占卜断其吉凶,根本无条件创造风水理气方法。因此,即使《葬书》为郭璞所写,他也不可能传下诸如《青囊奥语》、《天玉经》里那套复杂的理气方法。从而,《青囊奥语》说“晋世景纯传此术”的话,就是不可采信的。更何况它里面还有“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之语,这明明是元朝炼丹家陈致虚的原话,又怎么会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唐代杨公的书中呢?可见这几本理气书都是后人伪托杨公之名而作,并非杨公作品。

  杨公有没有条件自己创造一套理气方法呢?没有。因为他也没有精确的定向工具。我们之所以从杨公的《撼龙经》、《疑龙经》中找不到诸如“穿山七十二龙”、“三百六十五度分金”、“六十四卦”等一类的理气内容,以及“唯有挨星最为贵,泄露天机秘”这种谜语式的理气话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公不讲理气。有人会问:那杨公看风水怎么定向呢?答案是:用目测加拐杖!他传下的《葬法十二杖》就是有力的证据,里面没有一星半点的理气内容,且跟《青囊奥语》、《天玉经》所讲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高徒刘江东的《天宝经葬法》(即《刘公葬法》)里看出来:“倒杖之法要看脉从何来,气从何合。大凡正出正结,总有大小八字分三路,谓之三龙,要看中间一股脉落脉上,细认滴断处……要取第三分球檐滴断处,正立一标准,下取和一合水坐处,正立一标准,却将一线立于两准头上,便是浅深定向之法。外将一杖从两边腮水度量深浅,相去五尺则穴深五尺,若是七尺则穴深七尺,若得一丈亦然如是。穴若仰者,将一杖从小名堂正立一标准,以一线系球檐标准之上,却将前标准线与上面球檐上线一同牵过为定……倒杖放棺,正枕球檐,不关不脱,若是偏归左边,定是左边黑烂,若是偏归右边,定是右边白壮,若是得名师指示前亲后倚之诀,为人十葬,万无一失。”此文十分详尽地介绍了杨公(文中多处引用“师云如何如何”)亲传的倒杖葬法,估计不下五千言,但就是没有只言片语提及罗经二字以及什么火龙金龙或三般卦之类,其整个葬法所依赖的工具只有目测加拐杖。刘公还说靠这种方法即能“为人十葬,万无一失”。试想,既然用目测加拐杖就能做到“为人十葬,万无一失”,那杨公还需要诸如《天玉经》那样复杂的理气方法吗?如果杨公有那么一套理气方法,我们为什么在刘公葬法中找不到一丝半点《青囊奥语》和《天玉经》的内容呢?至少也会有“若要万无一失,另有挨星秘诀,须待师传亲授”这种钓鱼广告吧?

  无独有偶,杨公另一名高徒胡矮仙在其《至宝经》里也仔仔细细地阐述了师传的倒杖葬法,与刘江东所说非常契合,也没有任何理气内容。他在“明倒杖立向”一章里云:“脉来尽处已成穴,倒杖明堂前后别。后头标准在中央,前面看水何处合。若处便是立标竿,挂定线兮为正脉。断然不用使罗经,天地生成一定法。”他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断然不用使罗经,天地生成一定法”,说穴由天成,根本用不着拿罗盘定向。

  此外,在曾文辿、刘江东传出的《地理真实一粒粟》、《杨曾三十六问答诗》等作品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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