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慈父慈母

　　2009年4月29日(农历三月初三日)是慈父李长壎百周年纪念日，金秋十月十四日是慈母秦孟瑶百年纪念日。今天想起父母双亲的一生，风雨历程，万分值得我们怀念。1934年7月27日(农历六月十六日)父母在桂林生我、养我、育我。孩儿时的事隐隐约约记得，不管是风雨加交，或是寒冬腊月的日子，我总是吸着妈妈乳汁，或是躺在爸爸温暖的怀抱里睡着……快乐童年伴我成长。

　　从小开始，爸妈对我们的教育非常严格，首先教育我们要做“好人”做“善人”做“有用的人”，要爱国、爱家、爱人民。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妈妈还经常讲岳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故事;激励男儿做好汉。妈妈还教我们，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举些简单明了例子说：一双筷子很容易折断，十双筷子就不易拆断了。她还经常用手指教我算数，加、减、乘、除之类。使我算学基础特别好，在小学数学比赛得了第一名。以上这些最值得回味的事，已经牢牢铭刻在我幼小心中，直至现在。

　　爸爸的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树民主新风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等等，早在他青少年时代开始已经萌芽。从小受到开明的爷爷啟蒙教育，读小学时得到王力悉心教导，中学时代是博白教育界创始名人陶伯明指引，高中时代得到老革命家共产党员朱锡帛的帮助，开始认识革命道理，追求进步。1927年考上广州大学农学院读了四年毕业。成为大车坪第一个大学生，无限光荣。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正值广州“2.7”起义革命运动，他也积极和同学及老乡又一起参加革命进步学生运动，可惜起义失败了，父亲提出快速离开广州，取道香港，幸得到博白龙潭姓张华侨支持买船票经赤堪(堪江)脱险回到博白。

　　父亲经过广州起义革命洗礼，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1931年8月父亲经过四年大学毕业后，他立志做一名教人、育人的老师，先后在柳州、桂林中学任生物、农业课程;此间父亲立业后和母亲组成一个幸福小家庭，1933年夏天大姐玲娜降生了。过了一年，1934年7月至1935年10月我和妹妹嫔娜相继来到人间，爸妈获如至宝，疼爱有加，精心培养，费尽心血。更有意义的是：爸爸给我们李家(包括二叔家)男孩子起名叫国权、家权、政权、治权、人权、民权、自权、主权;即是：国家政治，人民自主的一句民主口号，充分体出了父亲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崇拜，热忱和爱国、爱家的激情。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父亲很快接受新鲜事物潮流，把女孩名字与外国人名相呼应，起名：玲娜、嫔娜、珍娜、丹娜和威娜。

　　1935年至1937年期间，革命形势的日益增长，又爆发抗日战争，当时反日，反帝大起，共产党、新四军、学生军革命浪潮大大高涨。父亲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已任;经常与一批老乡和堂兄弟姐妹紧密联系，在桂中一起商谈国难大事，忧国忧民，反日抗日斗争，宣传革命思想，或在供应饮食午餐，或出钱，出物支持革命活动。那时来往最多的有：堂弟李隆(后来成为广西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长)有同学老乡：梁威林(后来成为广东省副省长)他俩是于1935年在桂林去日本留学后去延安的老革命。

　　解放后父亲和李隆、梁威林都互相关怀来往问安。有堂妹李毓娴，当时是学生军进步青年，经常宣传抗日及革命新思想并和爸爸在漓江合影留念(后成为革命老干部，离休现在南京)，有堂弟李毓筹当时在桂林良丰读书，已经是地下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广西省审计厅厅长，革命老干部离休88岁住南宁)，他被选送去延安抗大学习深造，但苦于一时无法筹集路费来找父亲商量，父母就当即给他了100元大洋做路费又给他一个轻便皮箱上路。留下了一个又大又笨得的铁箱在我们家作为留念了，至今毓筹叔经常还讲100元大洋，才有今天的故事。

　　来往更多更密的还有李毓箓(又叫李大庸)他当时是进步人士，因患严重脑膜炎，险些出大事，是爸爸妈妈及时救治，后又调养三个月左右脱离危险，可惜留下终身残疾耳聋病。(毓箓叔后成为广西省政协委员，文史研究员厅级离休干部，98高龄，现在南宁市滨江医院疗养)，我们姐弟亦去看望他。毓录叔还回忆讲述父亲第三次救他一命的往事，1943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后假释出来，回到李屋祠堂软禁，爸十分心疼，千方百计同民众一起营救，除此又托人送书送报给予精神上莫大支持，又叫子女送米送红薯，送生活用品，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他感激地说：“长壎哥真好，又救了我一次命!”。抗日战争暴发在桂林中学附近，父母带我们姐妹等人钻山洞，走飞机以防日本飞机扫射轰炸，在我幼小心灵中早早烙上了抗日反帝主义的烙印，理解父母给我起名国权的意思。

　　1937年后为抗日，举家逃亡回到博白，妈妈在浪平中心小学教书，有些进步学生来宣传抗日，唱抗日歌曲，军民合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标语如“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坚壁清野，扒公路、炸桥梁、挖战豪、抬伤员……等等。虽然那时我还没有读小学，但很多标语的字，我都认识了。爱国、爱家的情怀，永不忘记。

　　1949年11月博白解放了，1950年我已长大成为男儿汉16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入了团，1954年入党;在部队得到很好的学习和锻炼，提干为连长、指导员、副营级干部，授过军区级二级先进工作者称号，立过三等功。去过越南战场，参加援越抗美斗争，首创援越抗美先进连队，经历沙场生死博斗和严竣的锻炼。所有这些都是党和父母长期教育培养分不开，归功于他们。1931年8月，二十一岁的父亲大学毕业，至1984年初退休，共经历五十年漫长征程，他忠心耿耿，一心一意培养桃李，已遍满祖国大地;有些早已成材，成专家，做了国家栋梁，爸爸不愧是一位可歌可泣的好老师，一位优秀的人民教育工作者。

　　关于王力与祖父及父亲有着一段深刻难忘的情谊：王力是博白岐山坡人，是当今世界四大语言学家之一，国家之宝。早在王力青年时代(约十八、九岁)与爷爷李荫田(博白较早的知名人士)结缘，他们既是表亲，又是诗友。王力的吟诗作对，经常在博白文坛得奖，爷爷十分偿识他的才华和学问;为了便于交流，邀他到自己家乡大车坪小学教书两年，后又推荐他到大坪坡开国小学任教。在大车坪任教时，在一位学生家长李子初家中“松桂山房”发现了清朝贡士李月庄的十四箱书，他非常惊奇和大喜，接着提出要求借这些书回家浏览，他刻苦学习，爱书如命，自学成才，这就是王力生命中大转折的辉煌亮点。

　　由于爷爷的爱才、惜才，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父亲在大坪坡开国小学读书时就得到王力悉心教导。特别勤奋好学，使他用比较短的时间完成初中、高中和大学课程，父亲1931年大学毕业走上教育岗位了，但一直还是思念他的恩师王力。知道老师读完清华大学后，1931年就到法国留学了，最后获得博士学位，震动博白全城。爸为他高兴。

　　王力从法国回来任教于清华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解放后在广州岑南大学工作，父亲仍然非常关心惦记大师的安康，1950年8月，正是姐姐玲娜初中毕业，父亲要求其出去工作，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姐说不想工作，最好还是读公费学校吧!父亲趁村里堂弟毓群叔去广州之机托他把玲娜带去考公费学校。到广州举目无亲的姐姐，记得父亲交了一封信向王力表伯问好，并托他指点姐姐找学校或找工作之事。

　　王力接到父亲音信后，十分惊喜，他不断问家常，又讲述他同荫田爷爷各种趣事。最后王力表伯非常关心地把姐姐介绍到广州市市长朱光办的“广州市行政干部学校读书。”(朱光是父亲小学同班同学，王力学生)，从此姐姐就走上一条光明的革命道路，做了市人民政府部门干部，以后又入党。1978年王力从北京回到博白中学讲学会亲，指定要见父亲，并要求父亲到主席台就坐，当时博白县委汪某不了解情况，又兼有偏见，非常惊讶：问王力怎么认识李长壎?而王力说：“李长壎是我的学生，是我的亲戚”，汪某无言对答，父亲如愿就坐，并与博中领导人、老同事一起和王力照相留念。

　　1983年春天左右，父亲有位在北京工作的高级工程师陈海光回到博白探望父亲，后父亲托陈带几斤家乡桂元肉及一封信去拜见王力表伯，然后王力亲手写给父亲一首诗：“星移斗转又新年，酒饮屠苏意盎然，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从知大难能添寿，，喜看中兴复尚贤，前路光明远景美，河山壮丽艳阳天”，带回博白给父亲作为终生共勉。

　　长子：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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